“降成本”改革三年，以政府推动为主要举措的实践，使2019年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平均水平下降超1个百分点。

中国财政科学院发布的降成本报告认为，2016年以来的降成本政策，基本实现了48号文提出的“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的预定目标。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在回应《中国经营报》记者提问时说，我国进入高成本发展阶段后，企业薄利多销时代结束，通过减税降费措施已不能彻底解决复杂的企业问题，未来降成本改革必须尽快全面启动降成本创新改革，通过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覆盖高成本，并实现各要素成本的下降。

营商环境改善

从制度性交易成本来看，随着政府简政放权的持续推进，企业对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的感受明显增强。

2019年财科院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企业对营商环境改善情况的总体评价有所上升，认为2018年营商环境有改善的企业占比达69.03%，比上一年度调查结果高出近16个百分点。

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年度营商环境报告——《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报告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便利度进行了评估。其中，中国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便利度名列全球第31位，相较于上一年度的第46位提升了15位，这也是中国营商环境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40位。

作为《营商环境报告》中的一项重要指标，“纳税”是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提升的领域之一。通过实施“减税降费”和推进“放管服”改革，中国“纳税”指标排名继续稳步提升，其中，总税收和缴费率相较上一年度降幅超过5个百分点，2018年“减税降费”举措的积极影响初步显现。

纳税环境的优化，降低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

刘尚希介绍，受金融去杠杆、金融严监管和经济下行的影响，2017年和2018年企业融资成本下降趋势不明显，但是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降低融资成本政策的持续发力，2019年开始实体企业融资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9年8月份末，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比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课题组发现降融资成本中，中小企业股权和债权融资难度依然较大，非货币化隐性成本较高，这成为降成本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

中国财政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封北麟告诉记者，以调研样本山西省为例，2018年下半年以来，山西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较难得到债券市场投资者的认可，债券市场对中小微企业而言融资门槛过高。

记者梳理调研报告时发现，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广东省。广东省东莞市的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民营企业规模较小，不具备发行债券的资质，难以在银行间市场获批发行债券。“从融资渠道上看，尽管市场工具很多，但是民营企业更愿意通过银行贷款满足自身的融资需求。”封北麟说。

对此，课题组建议，在企业融资渠道拓展方面，政策应该鼓励企业发展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同时支持企业参与创新创业，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

10月23日，国务院公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条例》指出，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多位券商机构的报告认为，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完善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考核和激励机制，鼓励、引导其增加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并合理增加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支持，提高贷款审批效率。

“随着惠普金融的深入发展，小微企业的不良在逐渐释放，在融资渠道上政策倾斜力度也比较大，特别是国有银行的支持在不断增加，未来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会逐渐扩大，从银行的角度看，小微企业的客群很大，也是其战略规划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一位股份制银行负责小微业务的人士总结。

“减负”空间收窄

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推动下，降成本成为政府重要的施政，也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核心经营管理内容。报告认为，降成本实施三年来，多数企业税负明显下降，近九成企业认为近3年税费负担在下降。

但是随着各级政府密集、连续出台降低成本政策，总体上“减负”的政府空间已经大幅收窄。“2019年减税力度空前，近3年社保缴费比率连续降低，人力成本降低政策难以为继，特别是能源，物流等环节成本的降低会严重压缩上游企业效益”。

在此背景下，刘尚希认为，当前必须启动降成本创新改革，为企业未来发展争取空间。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明确，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118亿元。

这意味着，从当前条件看，企业从减负到创新转型的基本条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化，新产业新产品也在快速成长。

“创新不是体现在一二三产业比重的调整，主要是对产品的附加值进行衡量，无论什么产业，只要产品附加值高就可以生存下去。作为政策制定部门，要从根本上减少和杜绝制度带来的不合理成本，重新整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减少摩擦性成本支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赵福昌分析。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7万亿元，科技创新创业培育壮大新动能，6500多家众创空间服务创业团队40万家，创业就业人数超过140万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刘怡认为，企业创新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扭曲管理。“创新的过程需要把知识进行市场化的转化，通过具有突破性的技术革新实现产业、产品的创新和再造，拓展企业产品的市场空间和竞争力”。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很多从薄利多销起步的企业来说，创新不一定是跨时代，革命性的改革。

刘尚希解释，企业创新有大小，不都是颠覆性的改革。“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进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品附加值，一样可以有竞争力，因此，不是只有高科技企业在做创新，中小企业也应该思考如何管理和改进现有模式，实现自身创新才是根本。”

毋庸置疑，在高成本时代，如果企业还停留在过去的管理和认知阶段，完全依靠政府红利或减税降费举措来实现降成本的目的，最终结果只能被市场淘汰。“因为目前政策释放利好的空间在逐渐收窄，外部因素刺激会慢慢减弱，这时候企业需要及早从自身的管理着手进行改革，才能提高整体竞争。”一位财税人士如此评价。(杜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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